從特納獎四黃蛋說開去：藝術家抱團能帶來什么

　　今年的特納獎頒發給了四位提名藝術家，因為他們要求被視為一個團體，以體現“共同性、多樣性與團結性”。這一打破特納獎歷年規則的結果引發了一系列討論，《衛報》藝術評論員奧利文·巴斯奇奧（Oliver Basciano）從這一事件展開，撰文論述了自20世紀60年代激浪派誕生起，藝術團體的自我表達，以及他們與藝術市場的關系。他采訪了多位藝術團體的成員與畫廊主，有人認為，合作是對于“天才”藝術家個人備受推崇的藝術市場的反擊；有人則認為，團隊具有更大的文化包容性。

　　上周，提名特納獎的四位藝術家組成團體來共享獎項的舉動在新聞與社交媒體上引發爭議。四位藝術家，勞倫斯·阿布·哈姆丹（Lawrence Abu Hamdan）、海倫·卡莫克（Helen Cammock）、奧斯卡·穆里約（Oscar Murillo）和泰·沙尼（Tai Shani）聲稱，他們“以共同、多樣和團結的名義”聚集在一起，并公開反對英國保守黨保守黨的緊縮與排他政策。

2019年特納獎的四位獲獎藝術家

　　“歷史上，集合體就總是與進步派聯系在一起，”《合作藝術：創造性合作的藝術家》埃一書作者埃朗·瑪拉·代·沃希特 （Ellen Mara De Wachter）說道，“這四位藝術家并非紙上談兵，而是身體力行，他們做出了犧牲。這是一種達達主義式的姿態，揭露了藝術圈的價值體系是多么的荒謬�！�

　　在特納獎的歷史上從未出現過這樣的情況，但是此前也有藝術團體獲獎或得到提名。Assemble是誕生于2010年的一個建筑師團體，他們在2015年獲得特納獎，該團體的成員珍妮·霍爾（Jane Hall）指出，合作通常催生于政治環境�！拔覀兪蔷o縮政策的產物。這種緊縮演變為蕭條。我們聚集在一起是為了重新厘清權力關系。當我們意識到，傳統價值觀已經不在適用的時候，去嘗試一些與眾不同的事情，也沒有什么輸不起的�！�

Assemble

　　阿珈利卡·薩嘎（Anjalika Sagar）是Otolith小組的成員，該團體獲得2010年特納獎提名，她透露，自己與搭檔庫杜伍·艾順（Kodwo Eshun）展開合作的原因同樣是出于對現狀的困惑�！斑@是對于英國青年藝術家被市場化的回應，是對于‘酷不列顛尼亞’時期名人熱潮的抨擊。我們的合作關乎跨國性，試圖在不同國家的電影團隊與政治理念之間建立聯系�！�

　　激浪派（Fluxus）可能是第一批將合作轉變為政治宣言的藝術家。這個由約翰·凱奇（John Cage）、小野洋子和白南準等人在20世紀60年代組成的藝術組織試圖在一系列無政府主義事件中淡化自己的個人身份。絕非偶然的是，激浪派誕生的時期正是英雄般單打獨斗的藝術家受到推崇的時期：他們清一色是揮舞著畫筆的白人男性，深受藝術市場的喜愛，其中馬克·羅斯科（Mark Rothko）和杰克遜·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陽剛之作尤為典型。

激浪派的街頭表演

　　“在美國資本主義的模式下，‘天才’藝術家個人成為了品牌，而對于合作工作則充滿質疑，”代·沃希特說道，“合作甚至成了一件危險的事情。因為集體主義被認為是蘇聯的�！�

　　從60年代開始，各團體圍繞被主流藝術世界忽略的身份而聯合起來。1968年，AfriCOBRA由一群非洲裔美國藝術家成立，盡管彼此獨立進行工作，但他們的宣言是“為整個非洲家族”而創造藝術，因為“富裕的盎格魯人不會為此買賬”。紐約的唐人街也成為了集體事業的發生地，一些亞裔美國藝術家組成的團體開始運營自己的畫廊，比如Basement Workshop與Epoxy。1971年，前者以“團結起來為我們的權利而斗爭”為旗，組織了首場唐人街集市。

Guerrilla Girls的兩位成員

　　Epoxy的輸出相對保守，但也具有很強的政治性。他們創作壁畫和復印藝術，1987年，他們完成了一幅題為《36計》的墻畫作品，上面有各種世界領導人的現成照片，并配有《孫子兵法》的文本。